再来看一下行刑的场面：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真乃压肩叠背，何止一二千人。

我们注意到，行刑的时候，宋江、戴宗的发型是经过一番刻意处理的。传统社会里，头发被囊括于孝道伦理之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此一来，就难以成为针对肉体的“规训与惩罚”的缺席者，它注定会成为仪礼与刑罚关注的对象。我国古代就有“髡刑”，其行刑方式即是把人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地剃掉，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宋江、戴宗临刑前，官府对其发式的刻意处理，这是一种针对犯人的标签化、荒诞化的技术，更是一种惩罚技术。再有，“弃市”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式惩罚，是传统社会里斩刑的通常做法。其功能和意涵，按照福柯的观点，这种公开的酷刑执行，是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当众的折磨和行刑，是君权的宣示和对犯人的报复，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种重申。它更主要的意义不在于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然而，这种“剧场化”的惩罚方式在展示权力之余又有着削弱权力之虞。由于酷刑的残忍、野蛮，本身会给参与的民众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这对制度原本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无疑是一种解构和消解。进入现代社会，酷刑、肉刑被废除，惩罚不再是一种公开的表演，以这种转变为标志，人类社会的“惩罚”时代落幕，进入了“规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