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宋朝的瓷瓶子有一种瓶身比较高、上面那个口比较小的，大家都把它叫梅瓶，有的地方还有梅瓶博物馆。为什么叫梅瓶呢？民国初年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饮流斋说瓷》，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口小，只适合插一支梅花，所以叫梅瓶。实际上在宋朝插花，或者是用花瓶，或者是用胆瓶，不用这种瓶。这种现在我们叫所谓梅瓶的东西，当时叫京瓶或经瓶，是盛酒的。在壁画里面看见的开芳宴，桌子上摆着喝酒的碗，桌子底下就摆着这种瓶子，表示这是储存酒的器物。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有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些误解，这些误解有的时候就是一直传下来、改不了。

再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有翼兽这种造型是西方传过来的，一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人这么主张。实际上中国在春秋早期的铜镈上就铸出带翅膀的动物。中国带翅膀的动物和西方带翅膀的动物大有区别，中国的造型里边出现的有翼的动物，那个翅膀都小，本身是一个艺术手法，表示更有神灵、更有神气。

东西方的艺术表现是两套，虽然有文化交流，而且这个文化交流也绝对是好事情，但是古代限于交通的不方便，还有各个民族有不同的习惯，这个不同的习惯长期下来，就固定成为一个制度了，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它就对别的东西有所排斥。你来一个新花样，我不一定愿意接受。所以文化交流有好多好多条件，不是说那边有这边就一定得去学，有的时候想学学不来，有的来了以后不愿意学等等，各种原因。所以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就得在这些方面都加以考虑，加以注意。现在有些说法本身还有些不太正确的，比如有些定名的偏差，恐怕文物界将来还得纠偏。

“增字解经，古人所忌；现代科学方法更加缜密，应当更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问：在您看来，治学、研究应该注意哪些？什么才是治学的态度？

孙机：增字解经，古人所忌；现代科学方法更加缜密，应当更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现在应该说是三重。二重证据就是出土的文献跟传世文献，就是《史记》里面有《殷本纪》，记载着商朝的事，甲骨文那是商朝的东西，当然说的更是商朝的了。二重证据就是我拿着《史记》的《殷本纪》和出土的甲骨文里面记载商朝的事来比较来研究。现在除了这二重证据还有实物，出的商朝的陶器、骨器很多东西，拿它来研究不是材料就更多了吗，就更详细了。

有不断出土，有不断新东西出来，可以把原来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了，原来说得不正确的地方正确了，那你就得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容。《百科全书》不都是多少版多少版嘛，《大英百科全书》14版、15版，不断地新东西出来，原来的说法不对了，新版就改了，都是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