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

近现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一步步滑入苦难的深渊，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共同蒙受的外族入侵与战争，共同遭遇的深重灾难与苦痛，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与抗争，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也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根本的梦想。

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到志在变革维新的“戊戌变法”，从打开了中国历史进步闸门的辛亥革命，到开启中国社会20世纪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前行。

然而，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实践证明，所有这些道路都走不通。

胡鞍钢分析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都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终于跟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从初始条件就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胡鞍钢认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