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自称是个“戆脾气”，认准的路，就要一直走下去。1937年，姜先生经西伯利亚从满洲里回国，到北京是“七七事变”前三天。带回来的东西在满洲里全被日本人拿走，幸好敦煌学资料和考古学资料是另委托了公司寄回而保存了下来。从北京到杭州，又到上海、苏州、西安、四川，在国难中遑遑奔波，他见到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两万册存放在宝山路的藏书化为灰烬，后又有大部头手稿毁于邮车被炸。他在回忆中提到这些事，感慨一介书生不能在战场上抗敌，就要坚持自己的学问，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把敦煌研究做下去，这是一个学者非完成不可的工作。

自此，姜先生沉浸故纸堆中，从理清源头开始，先完成了大体量的《敦煌志》，单是总论部分就出了单行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又完成了《瀛涯敦煌韵辑》24卷；《敦煌学论文集》一册，由于《敦煌志》文稿由西安寄往成都途中毁于一旦，这一部论文集是留下的“零零碎碎的稿子”集成；第四本是《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第五本是《莫高窟年表》。每一部都是皇皇巨制。

姜先生非常强调“自制”工具书，先做校录，再做研究。他认为，做工具书是每一个学人应当负起的责任。他做《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时，把国内国外所有敦煌道德经卷子都抄录完整了，一一校录，研究了《道德经》的版本差别，为什么敦煌卷中《道德经》抄写的纸都是最讲究的，1000多年了，拿出来还是会发出金石之声？《道德经》的写僧大多是佛家名僧高僧，其中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敦煌卷子，姜先生看过6000多卷。在做《瀛涯敦煌韵辑》校录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卷子上的一个红点。这一点胭脂红，成就了姜先生的一个中国文化史范畴的考证研究《吴彩鸾书切韵事辩》。

姜先生说：“每研究一样东西，一定会牵涉到若干问题。在我们文化史上要有一点发现是不容易的。抓住一个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而我们，只是读姜先生这一本小书，便觉得落入了一个无底的“坑”，觉得有无数的书要读，有许多的课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