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无论是“语言形式批评”“发生认识论”，都用了“暗合”一词，这是说研读《文心雕龙》可以二者为参照，而彦和以上新论的切实的学理背景是对传统学术的“通变”。兼为儒家五经、道家三玄之首的《易》学，是汉魏以降的显学，而王弼注《易》，更开启了《易》学由重象数向重义理的转化。笔者认为以《系辞传》为代表的易学的思辨形态可以用这样一组范畴来概括：中（道）——时——势——经权与通变。人对于不可言喻的中道的把握，其实是因时审势而得其度，从而执经用权，通于古而变于今，是为通变。《文心雕龙》通贯全书的“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红线，无疑是《易传》思维形态的文学表现。

与此相应，魏晋以降，何晏崇本举末说代替“崇本黜末”说成为本体论的主流认识，而郭象驭物得中合度而不过当即为顺物之天性说，葛洪学习有以砥砺人的天性说等等，则又对《易传》人可参与天地造化及道与术数之关系的思想作出了重大发挥，从而在以上思维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万物分殊理一，所谓顺应自然，并非绝圣去知，而是各具成心的具体的人的心之理与具体的物之理的密合无际。《神思》篇以“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冠于心匠意辞互摄的创作语言活动之前，正是以上时代性儒道互补的新思维的反映。而当时各文化部类的细分化研究，尤其是文字学、音韵学、文体学的长足发展，更为以上新自然观率先在文学领域催生《文心雕龙》这样划时代的理论著作作出了铺垫。

至此可悟，被视为全书总纲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并不能说明彦和一禀儒家立场。细读文本，三篇并非对儒家教义的阐发，而只是视六经为二十二类文体之渊源，并标示一种雅丽的语言传统，作为“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之典范，三篇下接《正纬》《辨骚》为文章枢纽，正可见以上理路。

（作者：赵昌平 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