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右）与行超在畅聊文学

十月文学院栏目“约会作家”，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近日，当代作家张悦然与青年批评家、《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在栏目进行了对谈。

行超：其实我们的年龄没有差多少，主要是你出道真的很早，差不多是20年前吧？“新概念”的那批作者基本上都是十几岁就出道了，但很多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再写作了，而你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文学现场，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写作这么多年？

张悦然：当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奖的这些年轻人，大家认为那批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上了文学生涯，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准确。那时候的写作其实是一个最初的、本能的表达，那样的表达有一种姿态性，有一种对抗性的东西，是很自我的，但这种表达能不能支持这个人一直在文学上走下去，我觉得未必。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具有综合素养，他们后来走向不同的领域。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后来每个人又有一个再出发的过程，有的人可能是在文学领域，有的人可能是在其他领域。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学这件事情，也不太会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的这个选择做得反而比较简单。

行超：套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概念，你应该算是标准的“斜杠青年”，作家/文学教师/杂志主编，好像还要做导演？这些身份让你以不同的触角深入到现实和生活中去，它们对你的写作构成了什么影响？

张悦然：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写作，一出大学的门就开始写，一直写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觉得需要推开一些别的窗户，从别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比如说大学老师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至少你会了解两类人，一类是老师、一类是学生，这种了解和你去做调查不太一样，是你根植于那个身份里面的一些观察。

我这学期讲的是短篇小说鉴赏。坦白说，一开始，我觉得每周上课的压力让人挺烦躁的，比当年做学生还累。但渐渐地，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是公开课，这些学生来自不同专业，我发现好像选小说这门课的同学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比如有个女生每节课下课后会跟我出去抽一根烟，跟我讲她自己有轻微的抑郁症，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有一个男学生跟我讲他之前离开学校去当了两年兵，回来以后发现以前的同学都毕业了，世界完全变了，自己陷入了一种孤独的状态。这些同学好像内心比较复杂，比较敏感，通过我的课程能把这样一些人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块讨论文学，是挺开心的事情。

行超：我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包括你在内的大部分“80后”作家，笔下年轻人的都是迷茫的、受伤的、孤独的，就像你说的，是跟现实生活有冲突的人。这是什么原因？

张悦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青春角度的表达。你让一个中年甚至老年的作家去写青年，他写的一定不一样，但是青年去写青年，一定会带着这样的色彩。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这个人物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青春本身就需要一种特别颓丧、特别消极的表达，这种消极我们也可以定义为他不认同成人世界的规则，他试图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自由。

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残酷青春还是挺好的事情，与近些年市场上出现的那些治愈、鸡汤比起来，残酷青春至少有一种反叛的精神，这是青春本身需要的，如果青春都是规训的东西，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葛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