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诗歌看来，雪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诗人，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体系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中，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几乎成为“战斗进行曲”，得到“宪章运动”领袖的高度赞赏。雪莱在《1819年的英国》结尾道：“呵，从这一片坟墓里，光辉的幽灵/或许跃出，把我们的风雨之日照明”。

然而，雪莱并不是底层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虽然他的诗歌旨在为社会底层代言，但是私底下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贵族的一员……压迫的机器也在我身上建立，以至于终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个压迫者。”虽然毫无疑问雪莱同情劳动人民，支持社会变革，但同时他希望变革是渐进的、可控的，在精英阶层指导下进行。雪莱为自己作品定位的目标读者是精英阶层，具有细腻的品位和丰富的知识。《西风颂》作为一首充满了象征和修辞的政治诗，也许只有这个阶层能够理解。正如评论家道森（P.M.S.Dawson）所言：“雪莱的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负罪感，这个阶级意识把他定位在特权阶层，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受益的‘压迫者’。”

可以肯定的是，雪莱在竭力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的愿望是真诚的。在《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他抗议英国政府在曼彻斯特武力镇压争取自由的民众，制造了“彼得卢大屠杀”惨案。在诗中，专制政权、国王、大臣、刽子手戴着屠杀、虚伪、欺诈、暴政的假面具，在大屠杀之后，耀武扬威地列队穿越英国大地，向伦敦“凯旋”。我们不能否认雪莱的义愤是真诚的，但问题是，作为贵族子弟他是否有资格为民众代言？他的两难窘境在20世纪似乎又找到了一个继承者。

二

1978年，英国当代诗人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发表了十四行诗系列《口才学校》（The School of Eloquence）。诗集记录了一名工人子弟通过大学教育，逐渐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身份困境。他的感情仍然维系在养育他的那个工人社区，但是他的教育已经使他从那里脱离出来。在情感上，他仍然是那个社区的一员，但实际上，他永远无法再属于那里。《书的两端》（Book Ends）一诗将他与他的矿工父亲比喻为书的封面与封底，是书或知识把他们隔离开来。他的“口才”与他们的“沉默”形成了一道鸿沟。

在雪莱去世100多年之后，英国社会底层的状况——他们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哈里森来自英国中部城市利兹的一个矿工家庭，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他获得了为社会底层代言的能力，然而他似乎也碰到了雪莱一样的尴尬。在《全国文物托管组织》（National Trust）一诗中，他将两个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曾经是煤矿，另一个曾经是锡矿，描写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见证，那深不见底的矿井隐藏着无法说出的秘密，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