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语”，以记录某个人言论为主要内容，如《老子》。《老子》乃五千精妙之“语”。《论语》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其名是编定成书后才有。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可知“论”为“论纂”，“语”则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按《说文》以“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可知三者为同义互训。段玉裁曰：“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是言“语”为“言语”之义。其实《论语》之“语”也可以理解为文献形式。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各家纷纷著书立说。《孟子》《庄子》仍然用语录对话的形式，但篇幅更长，是比较成熟的说理文。《荀子》和《韩非子》，则是纯粹的长篇说理文了。比较而言，“语”多评判，诸子则重在评判中阐述对策；“语”的政治功用在于鉴戒，诸子则重在否定和倡导。从某种程度上说，诸子之书的形制也是“语”书自身发展的结果。

此外，经过专门搜集整理的有哲理意义的俗语、野语、鄙语等，也属于“语”类的文献。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无数人生哲理警句，广泛流行于各个阶层。我们常常能在先秦的文献中看到以“语曰”“野语”“鄙语”等领起的警句，用以帮助说理。如《墨子·非攻上》：“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荀子·君道篇》：“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修道之人，污邪之贼也。”《战国策·秦策》卷三“范子因王稽入秦”有：“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庄子·刻意篇》：“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秋水篇》：“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战国策·韩策》卷二十六“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有：“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这些或许就出自类似于名言警句汇编类的文献，篇幅极短，语言精练深刻，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或许正是这类文献客观上启发了诸子及其后学的创作，才有了《老子》《论语》等著作。《老子》《论语》篇幅较短，反映了“语”书由多方搜集整理向个人创作的发展趋势。

（作者：张居三，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