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连续的五个“笼统”似乎还未让胡适满足，他继续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

一连串的“笼统”明显表达出胡适的情绪，梁漱溟遂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很有礼貌地复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

梁漱溟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便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承教甚愧！”经此提醒，后来梁漱溟的朋友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说明：“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间并无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故张申府对双方均属“失言”。梁漱溟还特别提出：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

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

然而几年后梁漱溟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这次李安宅对他提出了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予以否定。但对梁漱溟而言，他或不过在就事论事，并未“挟意气说话”。至于听者是否感觉“伤个人感情”，他可能真“没往心里去”，故此浑然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反响热烈。在众多批评中，胡适的意见虽晚出，却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对其余的批评，梁漱溟均未正式回应。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梁漱溟对他人批评基本不曾回应，可能真是感觉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不过，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说，他“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却“有许多悔悟”，于是对其中“两个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释。从“新解释”看，梁漱溟观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过的问题，想来他是仔细看过那些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