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院教育教学功能的强化

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其强化教育教学功能的最大表征。这种情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民间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湘阴县民邓咸所建笙竹书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训育族中子弟为主，接纳四方游学之士。结果，湖北江夏冯京、安州郑獬二人以负笈其中而双双高中状元，是为科场盛事，在士人的“美谈”之中，笙竹书院难免不被视为科举圣地。于是，加强教育，重视教学，以期培养更多的“状元”，就自然而然成为笙竹书院的自觉追求。社会期许使然，强化教学成了书院的必然选择。

官府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以应天府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它的院舍虽由士人捐建，但成立则是奉朝廷诏令行事，教学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学生享有解额特权。天圣三年（1025），应天府增加解额三名，到地方乡贡之年，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更多。应天府书院既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如何教学生应试就成了平时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且该院办学几十年，学生累捷于科场，发迹成名者不绝于时。曾主掌书院教学两年，后来又主持庆历新政大兴官学的范仲淹，在其《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津津乐道者，也就是科场题名。

总之，宋初书院无论官私，大多以其替代官学角色的身份，围绕着科举考试组织自己的教学，强化着自唐代以来即有的教育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四大规制的形成，书院内部结构日趋完备。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被强化的教学功能，决定了后世书院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谓影响深远。然而，也正是这种强化了的教育功能，带来了将书院仅仅看作是教学机构的错觉，甚至有将非教学的书院强行打入另册的做法，这对书院文化的研究是有害的。作为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书院所蕴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它有着众多的文化功效，我们不能将一种特殊时期受到特别放大的功能当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实上，北宋后期书院的发展也出现了自别于教学一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