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宁夏、湖南等省份在制定金融业“十三五”规划时，也把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发展目标，例如：到2020年末，四川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10%左右，而2016年为8%；宁夏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10%左右，而2016年为9.1%；湖南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6%左右，而2016年为4.1%。

一般来讲，当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以上，就会被称为支柱性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了2016年全国31个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和金融业对GDP拉动率情况。

　　数据显示，除了山东、吉林和湖南3省份外，余下的28个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5%，成为各省份名副其实的支柱性产业。其中，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17%。

从金融业增加绝对值来看，广东最高为6501.85亿元，西藏最低仅为96.2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67.56倍。

而计算金融业对GDP的拉动率相对复杂。有分析人士介绍说，首先根据一个省份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量与2016年GDP增量之比得出金融业的产业贡献率，再乘以2016年的GDP增速，得出相应结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据此测算，2016年，山西、西藏、内蒙古等12个省份的金融业对GDP拉动率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山西省的拉动率最高，接近3%，而该省2016年的GDP增速为4.5%。

赵建向记者解释了地方政府热衷发展金融业的四个原因：第一，金融业是可以很快见效的行业，不像制造业等产业需要较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还需要建一些配套的基础设施等，能很快见产值和效益。“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那几年，新建立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信托、证券、基金等，当年都可以实现盈利。”

第二，金融业是纳税大户，在很多实体企业效益越来越不好、纳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金融业仍然贡献稳定且大额的税收，对当地的财政有巨大的支持作用。

第三，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金融业的发展可以提升当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对当地政府来说属于重要的政绩，尤其是当前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越来越重视产业结构的改善。

第四，发展金融业可以更好地支持当地政府的各项投资，政府平台贷款和地方债需要依靠当地金融机构来投放、发行、承销和购买，因此发展金融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也有很大的好处。

部分地方政府“热衷”金融，究竟有何风险？

赵建提醒，地方政府如果忽视当地环境承载能力，过度热衷发展金融业，可能会带来资源配置不当，挤出当地具有竞争力的优势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上的监管技术和力量不足，金融业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区域性系统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处置和应对危机能力也相对较弱， 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当然，地方政府如果能够顺应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旨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新型金融机构，那么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则是积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