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依然记得十几年前，曾到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调研，村庄有一个很深的水潭，一位农家女成员告诉她，自从嫁到这个村子以来，就有8个人跳水自杀。

“这是可以干预的，应该把防止自杀问题提到公共卫生领域，”这是谢丽华几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她觉得不能对农村妇女自杀问题不闻不问，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各个国家都有，我们应该去做，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早在10几年前，“农家女”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在一些村庄，取得了比较好

的经验。“农家女”曾在河北的一个村庄，做了3年的自杀干预项目，原本几年之内有25起自杀事件，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这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样的项目在推广上却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大的，当我们把这个干预、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推广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相关部门都把这当作负面事件，不太容易被接受，这些阻碍挡住了推广的道路”，谢丽华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

事实上，妇联也曾委托中华女子学院做过一次全国妇女自杀的大型调查，以此推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的现象，但最后这个调查无果而终，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报告。

杨改兰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谢丽华和农家女团队用行动去突破这些障碍。

“自杀率一直都在下降，但下降不等于不发生。”这也是一个警钟，杨改兰事件发生后，农家女的成员也反馈了自己的村庄，又有不少恶性自杀事件。

在谢丽华看来，不应该把自杀行为私人化，应该提升到公共卫生层面去关注它、干预它。而这种干预，是可以预防更多人自杀。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方面，心理健康知识应该往下普及，比如在精准扶贫当中应该结合精神上的辅助，此外，妇联在农村的组织也要健全起来。

目前国内预防自杀中心也大多仅局限于城市，难以触及到农村地区。自2003年后，相继有20余条自杀干预热线开通，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然而，当记者拨打青岛、沪上、杭州、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有的号已成了空号或者无法接通。有些干预热线则有采用语音提示等功能并会告知接机者的工号录音，有些则是直接接通。

记者拨打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热线，电话一头的女声表示，并不是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人进行咨询，平时的咨询内容主要以婚姻问题为主，年龄段以老年人居多。记者通过广州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了解到，对于来自农村的咨询并没有具体统计，咨询的问题主要以婚姻恋爱所遇到的情绪困扰为主。

不过，在桂华博士看来，极端的案例很难干预和预防。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而且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杨改兰事件极大的触动了《农家女》，目前农家女团队正计划依托网络联手建立起一个“爱心联盟”，在网络上播撒农家女的种子，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辐射到周围的村庄、亲人。只要有发现村民自杀苗头，立刻伸出援手，随后让心理专家跟进，及时挽救生命。

如今，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正在牵头、筹备这件事。20年来培养农家女的种子，在等待着在农村妇女群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得到的是关注，还是阻力，依然是未知，但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谈及该项目的未来，谢丽华迟疑了一会说道。任重而道远，但她们在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