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上的精准扶贫存在缺漏,精神扶贫显得更重要。
“精神扶贫应当和精准扶贫同步跟进。28岁的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直生活在封闭的村庄,甚至没有走出过家门,对于这样的妇女,她们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在谢丽华看来,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在扶贫上,精神上的扶持比给钱更重要。经济上的扶持应该和精神、文化、心理方面同时跟进。
“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
谢丽华认为,“赋权”在精神扶贫上依然很重要,应该让农村妇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法律知识、妇女权利,提高她们的自信心。
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却是凤毛麟角。
“在杨改兰事件中,看不到社会上支持的网络和系统,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群众团体都是缺位的”,谢丽华觉得,如果杨改兰所在的村里有一个属于农村妇女的组织,哪怕只是一个小组,或许对杨改兰有很大的帮助。
而在各地筹建农村妇女组织,正是谢丽华20多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目标。通过农家女与妇代会、村委会等组织合作,让妇女广泛地参与到如农家女书社、心理健康知识小组,从中挑选能够代表妇女利益、建言建策的妇女骨干,作为农家女的“种子”,像滚雪球一般,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吸引进来。
自杀干预少得可怜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
然而,在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的背后,悲剧也时有发生。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以来,无法统计谢丽华曾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帮助过多少农村女性。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谢丽华说,这是《农家女》一直坚守的信念。
1996年,《农家女》杂志受到一封来自河南新乡的求助信,笔名为小芳的一个姑娘在信上说,如果等不到回信,就自杀。因为没有写明具体的地址,很难找到她。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撤掉了原本的《主编心语》,连夜写了一篇《小芳,你在哪里?》的一封信。
许多农村妇女甚至将《农家女》杂志当作最后一根稻草,经常写信来求助,这些原因促使着谢丽华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