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分析说，出现采取残忍的手段和孩子们同归于尽个案，里面有轻生者的无助，也有家庭矛盾，“一个也不留”，体现了对家庭的反抗。

对此，叶兆辉则认为，极端个案蕴含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轻生者把子女当成是他们的财产。不过，这种传统的观点是不尽责任的。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生命。

五条生命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这个悲剧。一周之后，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下了高毒杀虫剂。

“你可以想像在当他的丈夫经历了这一切后，还有面对社会对他的控诉或是标签化的看法，对他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叶兆辉认为，在社区中，有一种关爱的能力非常重要，当别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并非用歧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都需要积累。

如今，随着一家六口的离世，走向末路的谜团也湮没于尘土中，沉寂于中国式农民自杀的冰山一角，唯有把个案放回时间的维度上，才能探寻自杀背后的隐因。

研究显示农村自杀率曾3倍于城市

中国式农民自杀曾有过一段触目惊心的热潮，农村妇女自杀率一度高涨。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转折点在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中国农民自杀的原因并不同于国外。在国外，自杀的原因多是因为抑郁症，而中国农民自杀涉及心理、文化、宗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那些主动选择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愿意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他研究自杀问题的著作《浮生取义》中写道，不能把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而应从家庭生活、精神气质、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待，“过日子”是他探寻自杀的角度。

“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吴飞认为，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为了研究中国农民自杀现象，从2007年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十多个省的多个农村进行了调研。2009年暑假，桂华所在的调查团队在湖北开展了常规调查，以鄂东南3个行政村在1970年至2009年里的101例农民自杀案例为样本，发现当地农民年均自杀率高达每10万人37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农民自杀高潮，女性自杀绝对人数是男性的2.7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