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没有人想到，这一别直到新中国成立。

于都河上的长队一连走了好几夜。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对本报记者说：“人太多，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

92岁的老红军真房在本报记者问其番号时，脱口而出“红三军团6师17团，同志哥，我们可是‘兴国模范师’！”再问长征第一天，老人想了又想，还是只记得“是一个大月亮的晚上”，至于为什么出发、出发去哪，“直到陕北才知道，哦，原来是长征了。”

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们几乎个个记得，这一夜，于都河上月明水静。可当时8万中央红军没有几人知道，这一天，万里长征就此开始。

3

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

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艺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4

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