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通信联络都需要按照既定的密码表进行加密收发，这是简单的军事常识。但在红军长征中，却发生了中共中央与红2、6军团之间用不加密的明码电报联络的事情。这份不同寻常的明码电报的背后，反映了长征中红军险些分裂的一段历史。

1935年6月，红2、6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失去了通信联络。据红2、6军团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龙振彪回忆：在军事情况最严重的关头，我们2、6军团同中央的电波联络突然中断了。6月22日，我们长时间收听和呼叫中央台都没有听到对方（回音），以后几个月也如此。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来，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红军。在这危险时刻，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但是，因为朱德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和左路军一起行动，红军总部及其通讯的电报密码也为张国焘控制。没有密码，就导致了北上的中共中央与红2、6军团失去联系。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只得用明码发电以图恢复与红2、6军团的联系。此时，蒋介石正调集兵力，企图把红2、6军团消灭在龙山、永顺、桑植地区。

9月29日，贺龙、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给任弼时的电报：“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豪，即伍豪，周恩来的化名。老四，即红四方面军。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已经抵达陕北，但密码被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控制。

好不容易接到中央来电，贺龙和任弼时喜出望外，但却不明白周恩来明码电报中隐含的意思，同时又担心这是敌人的花招。为慎重起见，当晚，贺龙和任弼时联名用密码电报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于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由于周恩来没有密码，贺、任二人的电报，又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喜不自禁，第二天即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电报落款为“朱、张”。

张国焘回电隐瞒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分头行动的事实，按照要求说明了红2、6军团领导，又显示了自己“总政委”的领导地位。张国焘为了增强说服力，还特别以朱德、张国焘来署名。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很容易让人理解这是来自中央的电报。而此时红2、6军团领导人并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真相，还以为是与中央恢复了联系。

但张国焘的回电，却让红２、６军团明确了战略转移的方向。贺龙和任弼时于11月4日决定向红四方面军靠拢。11月19日，红2、6军团主力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红2、6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1936年3月2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再次发报指示红2、6军团渡过金沙江，与其会合。依据这一指示，红2、6军团渡过金沙江，于７月１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

任弼时深知跟张国焘斗争必须依靠中央这个坚强后盾，但必须先把电台密码要过来，恢复与中央直接联络。于是，任弼时找张国焘要密码，但张还是那句老话：“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不愿意交出密码。朱德在一旁说：“你还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方面军之间转报？这样误时误工，我看你就是有意阻挠。”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密码。

根据中共中央发来的指示精神，7月5日，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从此，中央恢复了对红二方面军的直接领导，推动了红二、四方面军实现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

通信联络的长时间中断和不得已条件下反常规使用明码电报，反映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2、6军团这支革命队伍的牵念与关心，也折射出贺龙、任弼时领导下的红2、6军团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维护红军团结的坚定信念与立场。

1936年10月22日，历经千难万险的红二方面军终于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