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曰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李湨的儿子显宗李棚（音“渊”）和孙子肃宗李焯（音“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溟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租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60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且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