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存在“语”书。《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大夫申叔时在谈论教育楚庄王太子时认为要用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等文献。“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段话提及的“语”是一类文献的统称，并非特指某一部文献。

“语”本是与人谈论的意思。《说文解字》有“语，论也”。论难曰语。段玉裁注曰：“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可知“语”与论辩相关。而我们知道“语”这类文献，内容上确实重在针对具体的事物加以评论，这和《说文解字》的解释基本吻合。

据载周代有乞言、合语之礼。《礼记·文王世子》：“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乞言，郑玄注：“养老乞言，养老人之贤者，因从乞善言可行者。”即向耆老乞善言，正己行，以资政。

乞言、合语之礼启发了人们有意识地对某些历史事件作出评判，编辑“语”书也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这样史官记载的史实便成了“语”书选取的重要话题。西周春秋时期以礼治国，“语”书的编撰者对所选择的历史话题往往站在礼的角度加以评判。此时“语”书主要是针对施政中出现的“礼”与“非礼”现象的评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其实，周初的统治者就以记载古代帝王言论的《书》作为施政借鉴的范本，但随着夏、商乃至周初年代的渐行渐远，那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因时移世易不尽为人所重，反而是西周后期乃至东周当时的历史事件留下的经验教训更让人戒惧，于是评判这一时段事件的“语”便成为最直接的提供给在上者作为鉴戒的参考文献之一。如果说《书》是东周以前的记言史，“语”就是东周当时的记言史。从《书》到“语”，当是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申叔时表述的“语”已是比较成熟的文献形式，有明确的编撰目的，即“明德”。周王室及诸侯国有专门的史官负责收集整理现当代记言之史，以提供给为政者。这类资料当属不同国别之“语”，如《国语》中的《周语》《鲁语》《晋语》《楚语》等。

西汉刘向整理秘府典籍，见有以《事语》为名之书，记战国事，即是按事类编次的记言之书，当为“语”书的支脉。与《事语》同类的还有《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修书》等，这些文献虽无“语”之名，但内容相似，且皆以记言为主。《国策》《国事》按国别记言。《短长》《长书》和《修书》即所谓欲令事长则长说、欲令事短则短说之书。与《事语》一样，它们也是“语”书的支脉。刘向因此将这些内容和性质相近的文献编辑整理成《战国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国策》也是“语”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部佚书，无书名和篇名，全书十六章，一章一事，因事议论。篇幅短小，编辑体例混乱，却与《国语》接近。张政烺先生认为是战国时期编定的作品，可能是儿童学习的教科书。整理小组名之为《春秋事语》。这样命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其内容形式与《国语》相类，另一方面也因为春秋时期有“语”书之故，何况刘向秘府所见亦有以《事语》为名之典籍。据此可以肯定“语”书的形式是多样的。1987年湖北慈利出土了楚简《吴语》两卷，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中也可见二十余种“语”类文献，可知这类文献在当时比较流行且数量种类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