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争
记者 刘园园
12米口径望远镜引发的争议，正酝酿出更浓烈的味道。
自中科院院士陈建生用4000字长信将3镜方案与4镜方案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后，8月8日，中科院院士苏定强和崔向群在媒体联合发表公开信，表达对该分歧的看法。与此同时，数位青年天文工作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采纳风险更为可控的技术方案。截至记者发稿时，参与署名的青年天文工作者已超100位。
前有物理学家为要不要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争得面红耳赤，今有天文界为12米口径望远镜该怎么建吵得难舍难分。大科学工程要不要建，怎么建，谁说了算？有参与讨论的科研人员介绍了国外大科学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倒是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予以借鉴。
此次引发分歧的问题之一是，12米口径望远镜应该求“稳”，还是应该求“新”。也就是说采取国际上普遍采用的3镜方案，还是更为新颖的4镜方案。
署名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天文系教授樊晓晖的信件认为，这需要正确处理科学目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我曾参与美国23米GMT（大麦哲伦望远镜）项目科学仪器遴选工作。”这封信说，其中的红外大视场就因技术不成熟、科学目标不明确没有通过。
信中还介绍了国际上6—10米级望远镜积累的经验教训。比如凯克望远镜、斯巴鲁望远镜和甚大望远镜都是利用成熟合理的光学、机械设计，利用强大的集光能力和通光效率，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其他望远镜在设计上虽有独特之处，却因技术和经费难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产出。”
“进行多学科论证，广泛征求意见，而不是仅仅交给几个科学家来解决，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建造大科学工程时通常采取的做法。”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介绍，发达国家的大科学项目通常可以运行很长时间，原因在于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用于项目前期调研，很少通过“拍脑门”来决定大科学工程的命运，这样也有效避免了后期出现问题付出更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