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应看到，理论上‘新高考’给学生增加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落地，许多学校提供的科目选择还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社会还是过度关注高考总分和状元，这些功利性的应试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教学。”熊丙奇建议，要规范学生选科数量，把科目考试时间调整至高三，不对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学产生影响。

张志敏也认为，“3+3”考试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学校和考生会寻找考试技巧，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相应完善。

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科目改革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的高考制度以来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是1977年至今这40年的政策制度变化情况。

她将这40年划分为4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4年是恢复重建阶段；从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实行了保送生制度、引进了标准化试题，在这个阶段随着高考选拔性特征的凸显，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重；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阶段，高校收费、“3+X”考试、分省命题开始实行；从2010年到现在，逐步取消各类综合加分、从分省命题回归统一命题，从2017年开始浙江、上海迎来“新高考”，这是综合改革新阶段。

“都说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仅仅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吗？”胡平平认为，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真正解决“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并起到引导作用。也要思考，财力贫乏地区的高中如何解决“新高考”所需要的师资和场地等问题，如何规避新一轮高考的种种应试弊端。

“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才、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职委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认为，高考制度总体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被社会认可，但是存在一些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刘延申特别强调，2014年启动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试点，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但是，这场高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考试科目改革，还有很多其他措施：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业计划，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考试的政策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