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何鼎鼎 本报评论员

翟慎良 新华日报评论员

何鼎鼎：说起为官不为，很多人脑中会浮现“太平官”的形象：绝不腐败，但也不愿干事；总有态度，但没有进度。老百姓害怕这样的干部。不为的反面是敢为、善为，但“领头羊”会不会变成“替罪羊”？不少干部也会嘀咕。对此，各地陆续有一些探索，比如北京、重庆等地在问责条例中加了“容错机制”条款，比如江苏出台了《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了容错的5个条件和8种情形。各地规定有差别，但指向是一致的，就是鼓励干部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翟慎良：容错，是为了让担当者勤政敢为，让改革者不再畏首畏尾。根据组织部门的调研，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总体上是好的，但确实存在有些干部不敢担当、不想作为的情况。而且，往往越需要担当的时候，有的越不敢担当；越是需要担当的岗位，有的越不愿担当。这时候就需要制度推一把，给敢为者以制度保障，更给懈怠者以制度鞭策。也只有细化制度，才能让“上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为事业担当”的导向更好落地。

何鼎鼎：好的制度，总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当然，纸面的制度有了，具体研判关键在“人”，容什么错、谁来容错、结果怎么运用，依然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核心问题。说白了，如何“网开一面”，最受人关注。这方面江苏是否有具体案例？

翟慎良：有的，泰兴市根思乡井坔村就有一个典型案例。一位种粮大户因流转资金短缺无法足额支付村民地租，部分村民不让他收割小麦。3名村干部商议后认为，如不及时收割，损失就会扩大，就以农作物为抵押，从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账上借了8万元给他。借款后来全部归还了，3名村干部还支付了700元利息损失。纪委调查核实这一情况后，就启动了容错纠错程序，并召开了听证会。经乡党委集体研究，认定3人违反农机合作社章程规定的错误事实，但这个情况又符合容错纠错相关规定，决定予以容错免责。而对于这样施以容错的干部，组织部门也明确表态，“一往情深关心，一如既往信任，一视同仁使用”。

何鼎鼎：不难看到，容错是有条件的，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和组织程序。其实，包括江苏在内很多地方的容错规定，明确纳入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区分的过程本身，就是明察秋毫的过程，也是反推地方决策部署科学性有效性的好时机，而这无疑需要更精细化的行政管理能力。

翟慎良：精细化的区分与识别，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然，容错不是为了包庇错误，容错机制更不是“保护伞”。就像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搞劳民伤财政绩工程的，就应该成为“眼里容不下的沙子”。江苏就明确规定，即使没有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但客观上造成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事故、重特大群体性事件的，也不予容错。

同时，纠错与容错要并举，不能偏废。在宽容和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的同时，也要时刻防止搞纪律松绑、管理松懈。对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政策规定开展问责与纠错工作，查清失误错误的性质、程度及原因，并与干部一贯表现相互比较印证。总之，不能怕担责任而不敢容错纠错，也不能避重就轻而以容错规避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