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钱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1962年，钱其琛奉调回国。这时，他已整整在苏联待了8年，见证了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的过程。

回国后，他进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4年，他随部长杨秀峰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还有季羡林等人。在非洲，他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礼，群众挥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刚访问非洲。）这成为了钱其琛“非洲情结”的起点。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到位于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调往外交部，担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

驻苏使馆相当冷清，没有多少外交业务。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不是向苏联提出抗议，就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使馆人员被盯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钱其琛干脆直接对“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对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钱其琛被任命为驻几内亚大使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发现，风光依旧，但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