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