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西安律师朱占平匆匆走进了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

在向法官简短介绍一番由自己担任辩护人的刑案案情后，法官当即向千里之外的延安去电，下达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口令。

此时，距被告人被执行枪决，仅剩4分钟。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枪下留人”事件。被告人虽后来仍被执行死刑，该事却在法学界引发对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广泛讨论，甚至成为国家司法考试模拟试题。

两年后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首次表示，最高法正考虑收回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

从这个角度讲，朱占平既是死刑复核权收回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63岁的朱占平律师已退休，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写一些小说或陕北题材的作品。有时也练练书法，作为一种消遣

刚做律师时，有一次我在看守所会见一个涉嫌杀人的被告人。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没有铁栅栏，他也没戴手铐。正谈着突然停电了，漆黑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点紧张，心想这个“死刑犯”不会再杀个人“垫背”吧？我赶紧对他说：“别动！”然后赶紧出去把门一锁，把他关在里面，一直等到来电。

随着阅历的丰富，我逐渐发现很多死刑犯虽然罪大恶极，但也有值得同情、流露人性的一面。

我辩护的还有个死刑犯是个20出头的小伙。他在被判处死刑后，天天与看守所里一名30多岁的女死刑犯通信，他们在恋爱，抓紧时间享受生命。

人在死期将至的时候，人性会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特别是对父母，对孩子，对恋人。后来我逐渐对死刑犯萌生了悲悯之心。跟他们打交道，也让我领悟到生命的珍贵和脆弱。

我读国外的小说比较多，对律师也有着清晰的职业定位。不管当事人涉嫌怎样犯罪，家属向律师支付了费用，辩护律师都应尽可能为之减轻刑罚，尽可能挽救，如不能挽救，我会觉得非常可惜。

但却也能听到一些辩护律师说自己为之辩护的当事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成功枪下留人引发死刑复核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