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驾驶员的就在县府大院边等着。结果就听见屋里在吵架。县里的领导说，你们先付钱，我再用喇叭叫，把所有的履带拖拉机都叫过来帮你们拖。后来听说，40军下面的一个129师师长，脾气暴躁，说：“情况紧急，我们肯定给你付钱；你们先拖，我们由后勤人员来跟你们结账。”县领导说不行，非先付钱不可。讲来讲去讲不通。师长就说：“你再不来拖，我今天就一枪毙了你。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你必须把我们拖过去。”县领导说：“你以为我还真怕你？你敢打我么？”只听“嘣”地一声，警告的枪声就响起了。我们赶紧从车子里出来，发现师长出来了，在那里愤愤地说：“打仗的时候，连市长都不怕，我还怕你一个县长么？马上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说我打人了。”县领导看到师长真的动怒了，就开始叫喇叭，拖拉机就来了。

拖拉机来了以后，一看几百辆车子，哪里拖得了。于是首长研究后命令从绥中返回兴城，想把车子拖到火车上，通过铁路桥过河。谁知到了兴城一看，铁路桥也坏了，只得又回到绥中。那时桥已经由沈阳军区的架桥部队架得差不多了。那晚就住在公路边的车子上，这是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30号）到山海关了。因路上车子太多，又有大大小小的坑，车子走得很慢。在山海关海军机场（就是林彪逃跑的那个机场），我们又住了一晚。记得唐山地震的时候，陈永贵来了，我们就把路让开，让负责指挥的领导的车子先过。我们部队从驻地到唐山，大概三百多公里，平时一天就跑到了，这次竟然走了三天。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倪永明：尸体真的太臭了

在唐山，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新闻报道。31日部队已经到达现场了。我们海军二炮学院组建了一个营，叫“抗震营”，一共有三百多人。当时的情况与其说是艰苦的，不如说是残酷的。河是干的，基本上没水；桥梁是断裂的，路是开裂的。我去现场看了，看到的都是解放军在用手扒，什么设备也没有。唐山这种抗震方式，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落后。

我们搞新闻的，白天是采访不到的，大家都在干活，我也会参与到其中扒人。只能晚上到帐篷里去采访。当时领导嘱托我们搞一个《战地前线报》，都是用手刻的。我们一共三个人，记得一共出了五六十期简报，同时，我们也为《海军报》写稿。我还与解放军报记者合作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了抗震救灾的红军老战士和年轻战士的具体情况。当时环境不好啊。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冷库，里面的肉臭了很难闻。这个冷库后来被炸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