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书记，据了解，一年多以来山西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同时又加强谈话函询工作，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儒林：严惩腐败和谈话函询，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严惩腐败是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的重要支撑。山西谈话函询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和打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正风的强大震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高压，才促使有问题的干部丢掉幻想、放弃侥幸，把组织的谈话和引导看成是难得的机会，最终选择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没有高压反腐的有力支撑，很难有政策疏导的顺利推进。

第二，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实现由惩到治的重要基础。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就是要把中间地带拉上“警戒线”，通上“高压电”，尤其是要把第一道防线扎紧，加强纪律建设，把更多的力量和精力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上来。加大谈话函询的力度，也是我们山西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的必然选择。

第三，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减少腐败存量的重要手段。山西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还有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殊背景。这就是，山西的腐败存量，面广量大，怎么处理一直是困挠我们的一大难题。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谈话方式解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继续跟党走，解决腐败存量的有效途径。

主持人：王书记，刚刚您也谈到，形成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为做好谈话函询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王儒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山西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既要对过去的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查处、批评反省，又要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有问题的干部加以耐心教育，积极引导他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是提出“四条意见”。我们在对腐败重灾区吕梁的集中治理过程中，一些有问题干部在高压态势下，表达了想主动认错改错、争取宽大处理的意愿，并出现了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情况。针对这样一个好现象，我们顺势而为，在2015年年初省纪委全会上，省委明确表态，组织上要为犯了错误、想改正、主动交代问题的同志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向全省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这之后，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讲党课时，我们提出了“四条意见”，这就是：第一，对信访举报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能采取谈话提醒、函询等办法解决的，一般不开展案件调查；第二，对信访举报反映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能通过核查处理的，一般不立案调查；第三，对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责任，但能通过其他方法弄清楚问题的，一般不采用组织调查；第四，对那些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在态度上诚恳老实，紧紧依靠组织，能够如实、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主动上缴涉及违纪违法款物，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证明对党忠诚的，要依纪依法给予从轻处理。我们特别强调，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珍惜组织给予的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