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做到“六个区别对待”。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我们充分注意到在以前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犯了错误，现在高压反腐、从严治党，一大批干部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我们把握这个积极的态势，明确提出并做到“六个区别对待”，这就是：对十八大以前发生问题和十八大以后出现问题的；对一般有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对工作失误和违反规定构成错误的；对违纪和违法的；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对主动交代和被查出问题的区别对待，引导大家改正错误，放下包袱，继续跟组织走，积极投身干事创业。

三是强化“两个鲜明态度”。在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逐渐增多的形势下，实际上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仍然在观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进一步亮出了“两个鲜明态度”，这就是：对于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紧跟组织干事创业的同志，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党的政策；对于对抗组织、规避调查的，决不姑息，一查到底。通过强化“两个态度”，使一部分同志不再观望，积极依靠组织，解决问题。

总的看，这项工作的效果比较明显，到今年4月，全省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一亿七千多万元。这些措施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放下了包袱，看到了希望，对于进一步“遏增量、减存量”，净化政治生态，包括解决精神不振、“为官不为”等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人：王书记，我听说，山西的谈话函询工作成效明显，请您谈谈这方面究竟是如何抓的？

王儒林：“四种形态”排第一位的就是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这是防止“好同志”成为“阶下囚”最基础、最主要的一环。从范围上看是面向绝大多数，从处理上讲这是最轻处理，而且这应该是常态，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同时，“四种形态”是一个整体，每种形态的多与少是相对而言的，只有把第一种形态做实做细了，真正成为常态，其他三种形态才能有效减少。所以，我们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大谈话函询力度，首先把好“四种形态”第一关，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夯实基础。从2014年10月开始，我们对2008年以来反映省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大起底，逐一研究分析，提出处置意见，做到了情况明、底数清。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坚持把“四种形态”和五类处置标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分档处置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跟踪督办。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内部还注重加强学习培训，切实提升对实施“四种形态”的理解和把握，既要消除谈话函询可能造成执纪手段弱化的顾虑，解决“不敢用”“不愿用”的问题，又要严格按照线索处置标准执行，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防止出现“乱用或滥用”的问题，为做好谈话函询工作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