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清空计划”就根据对口部门进行了任务的分工，由各部门共同完成。而据曾景海透露，由于涉及到各部门间的协调，“清空计划”从开始起草到最终出台，前后共花去了半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几十轮修改，才最终成型。

回忆起五年前编写“清空计划”的日子，曾景海仍记忆犹新：“大家各有分工，通宵达旦地弄。为了保证第二天还能有战斗力，我们就轮班加班，谁前半夜、谁后半夜，后半夜的就一直弄到天亮，那段时间真的特别的紧。”

在曾景海看来，环保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它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到各方各面。“它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需求——像用煤用车，也涉及到北京发展的历史状况——比如城市的膨胀。”曾景海解释说，“从来源来讲，治理单靠环保局一家是不现实的。”

以“清煤降氮”为例，就涉及包括环保局、经信委、农委、城管委、燃气集团、电力公司等在内的多个部门，在治理过程中更涉及诸多复杂的协调工作。

“很多时候都需要现场协调，光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跑了五六百个锅炉改造点位。有的时候点位之间相隔比较远，一天下来开车400公里是常有的事。”曾景海笑称自己在兼职灭火队员。

作为清空计划中“压煤”部分的主笔，36岁的曾景海也是北京“清煤降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之所以控制燃煤，是因为燃煤是北京市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最主要来源。而二氧化硫不仅是生成PM2.5中硫酸盐的前体物，同时也对人体也有一定危害。”他解释说。

老家在云南的曾景海还清楚记得自己2000年刚来北京上学的日子：“冬天时去胡同里面闲逛，就能闻到明显的煤烟味，有时觉得熏得慌。”

改造后的华电热电公司向天空排放的烟如同白云一般(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北京治理燃煤污染就始于上世纪90年代。

“那个时候北京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特别是燃煤污染比较重。所以就开始寻求引入清洁能源进行替代。”曾景海说，于是从北京市的核心区开始，由内而外的清理茶炉大灶和居民用的散煤。到2008年奥运前夕，城六区20吨以下燃煤锅炉就基本完成清除。

“2009年以后开始清吨位更大的锅炉，等到2015年的时候，就基本实现了城六区无燃煤锅炉。”曾景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