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只有在2014年2月28日到2015年11月6日之间买入大智慧股票，且在2015年11月6日晚间持股的投资者，其损失与涉案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能够得到赔偿。据此，法院在一审判决中驳回两名自然人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结果形成的判例对未来大批股东维权难言利好。”韩友维仍然认为，揭露日的确定值得商榷。

在庭审中，原告股东提出应以2015年5月4日为揭露日的理由是大智慧当日披露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后，股价跌幅高达10.01%，次日股价又大跌9.99%，股民因此遭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而法院确定的揭露日则在半年后的2015年11月7日（周五），那时业绩造假的利空早已出尽。从股价上看，11月9日（次周一）股价反而上涨9.99%，11月10日股价再次上涨4.47%。

“从2015年5月4日立案调查后股价大跌，到判决认定的揭露日11月7日这半年时间，很多投资者已经清仓，按照这一标准他们的损失就无法索赔。在有多个揭露行为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所以未把处罚日定为揭露日，就是因为违法行为首次揭露时往往跌幅最大，等到违法行为被调查清楚、处罚时，股价就已不再下跌。一审判决对揭露日的认定没有考虑揭露行为后的股价下跌幅度，显然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韩友维律师如是说。

随着金融监管骤严，股民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近一年多就有雅百特（002323）、ST墨龙（002490）、京天利（300399）、ST大控（600747）等几十家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遭到股民维权索赔。可是，各地方法院对于索赔的关键因素——揭露日认定的标准却不尽统一。事实上，从本案的结果来看，法院认定的揭露日与诸多中小投资者、司法界人士认为的也存在着偏差。

有法律界人士呼吁，违规行为被揭露的过程相当复杂，且揭露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对揭露日一概而论。但这并不等于说揭露日的确定没有共性和规则可循，希望最高法能够总结审判经验，尽快明确揭露日的认定细则，规范裁决标准，清除当前投资者索赔所面临的障碍。

另一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年报的审计方，在这期间立信为大智慧2013年年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被判对第一被告*ST智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意味着投资者的损失如果*ST智慧无法赔付则由立信来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