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约而同的比较相当耐人寻味。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从体量上来讲，在西方市场早已经算是巨无霸，但大部分时候，中国互联网公司仍然是表现优异的“模仿者”形象。从商业模式到公司治理，都是如此。

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不正确。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成果，同样几乎都可以寻找到西方源头。东方世界现代化的起始，是“西学东渐”。从西方输入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也有组织形式、思想理念乃至价值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这种单向的输入得以维持。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不久，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东方世界，仍旧是学习者和模仿者的角色，显然地落后于西方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机会。如果说互联网和以往其他输入的技术有什么区别，就是互联网技术比其他技术都更“平”，更能弥合不同社会的技术断崖。

与很多互联网公司不同，阿里巴巴最初创业能够存活下来，不是靠淘宝天猫等电商，而是一只地面直销部队，“中供铁军”。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没有抛弃线下。这种基因使今日的阿里巴巴能够很自然地想到寻求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在淘宝、天猫站稳脚跟之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公司，已经站在了全球电商商业市场的前沿，前方已经缺少成熟的、创造成功经验的领跑者。它们自己必须寻找道路。

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否认，要实现商业创新，创新者的主观意愿只是获得期望结果重要的小部分因素。市场规模、接受程度，都将影响商业模式的选择和更新。这一点，在大数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数据只能维持在一个很小的量级，它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所有人都注意到，2016年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额已经逼近万亿美元，超过了英美总和。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影响商业创新，其中包括政府治理机制、政商关系……需要纳入评估的因素太多，往往超出传统的经济学家判断能力。人们看到，一些一度被认为在商业上不可能、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在中国却成功了，比如曾被一些外媒唱衰的高铁。

中国的电商公司曾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包括民间误解，认为电商经济破坏了实体经济经济。这使中国的电商公司有足够的意愿去创建一种新的、更可持续，也能在利益分配上照顾到多数人的商业模式。他们要解决问题，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也可以说，有些创新在中国，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要解决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困难”。

在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中国“新零售”模式中，有些是基于中国市场的特殊禀赋而形成的，有些则不是。关键是，中国公司成为了方案的提供者之一，成为了可能的模仿对象。而互联网的特性则是，任何体系的进一步扩散都会使其合理性得到增强，最终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像一些技术在传入中国之后适应了中国的本土环境获得生命力一样。

将输入技术与本土环境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模式，这需要某种理想主义的坚持，正如阿里巴巴成立18周年年会上马云所强调的，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有时候，可能还需要靠那么一点点运气。

从新零售模式在全球成为领跑者，中国公司对于全球零售升级提出“中国方案”，已经成为现实。从实证角度，可以设想，类似的“东学西渐”会努力扩展到更多领域。不管怎样，客观上，这一切是从互联网世界，从阿里巴巴的新零售开始的。宋金波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