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如用“一个脑残粉的高原一年”来总结自己支教的这一年，“西藏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他时常向孩子们讲述祖国山河的壮美，讲述北京上海的繁华；他用自己早6点到晚10点的行动，让孩子们懂得时间的珍贵；他会在晚会后一个人在草地上捡垃圾，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渐渐地，学生们一个两个三个……都跑来和他一起捡垃圾。

“陈老师常常说内地很美，首都很繁华，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想上北京的大学；和陈老师在一起很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朋友一样。”学生旦增卓嘎已被陈佐如“圈粉”。

而在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小学部里，有100多名来自福利院的特殊孩子。

“看到福利院的孩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女儿。”傅欣眼眶有点红，在他第一次看到小旦增时，毫无征兆，小旦增朝他笑了，“我想我们很有缘，就在第一时间认养了他”。

带领援藏教师为贫困孩子募集150余万元助学金；和本地干部一起制订“土特产增长计划+超市场增值计划+微信宣传增效计划”；帮助卡日神山下的帕当乡切村种植土豆，增收42万余元；扩建奶牛养殖场，帮助20多户农民一年增收8万余元……傅欣的一年，很忙。

援藏干部、教师的辛勤付出，也获得了当地干部百姓的认可。

“老师，我想你了”“老师，你去哪儿了”“老师，我给你打汤了”……魏小东只要一天没有在教室出现，就会不断有学生在微信里问。

“他们很黏人，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而这种孩子们带给我的幸福，似乎又让我体会到了1985年刚刚走上教师岗位时的兴奋和喜悦。”魏小东说。

在日喀则市副市长李玉建看来，这种师生间建立的深厚情谊，西藏与内地建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实在在的，是任何金钱都无法比拟的。

“组团式教育援藏，让我们西藏的孩子体会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体会到全国人民无私的关心与帮助，体会到了惠民政策带给人民的实惠，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更加坚定了西藏人民感谢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李玉建很激动，又有些哽咽，“援藏教师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发展西藏教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

一年多时间，转瞬即逝。在西藏，每个援藏教师、干部都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经历。

李玉建援藏37年，把“魂丢在了阿里，丢在了西藏”；傅欣觉得“一年时间太短，而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要再干一年”；熊爱国已开始了第五次支教；陈佐如从西藏孩子纯真的眼神和对知识的渴望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最新的统计显示，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中，有一半以上选择留下来。（记者 董鲁皖龙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