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曾报道全国多地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报道列举了多地采取“舆论战”、官方公关、“群众施压”的现象，称“争路运动”体现了地方的“高铁政治经济学”。

“不通高铁，跟人谈合作都没底气”

“高铁在地方设站，这对地方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因为投资主要出自铁路总公司，地方只是负责征地拆迁等方面费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赵坚说，高铁站一方面可以吸引客流量，方便当地人出行，为城市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可以拉动相关投资，带动GDP增长。但起初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欢迎高铁，因为其可能牵涉征地等工作，而地方政府并未充分意识到高铁可能带来的“效益”。“现在都看到‘好处’了，所以都来争。”

高铁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7月9日，徐兰高速线宝鸡南至兰州西段开通，实现了徐兰高速线全线贯通，暑运以来，长三角至兰州方向高铁开行火爆，截至7月31日，相关高铁列车共发送旅客10.5万人次，列车客座率达90.7%。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德荣说，高铁快速发展不仅优化了我国客运结构，以最少能源、资源、环境支出满足不断提升的客运需求，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推力”。一方面，高铁缩短时空距离，推动了城市化和城市群建设的进程，比如高铁网络促进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成渝等城市群的快速形成；另一方面，高铁延长了产业链，促进了制造业聚集，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工业的不断发展。

“有了高铁站，不仅方便出行，而且形象上去了，招商引资也方便，还能带动房地产。你要是不通高铁，谁去你那里投资？跟人谈合作都没有底气。”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正是因为此，各地官方在争取高铁方面都不遗余力。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胡桂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京九高铁过境济宁梁山并设站的建议”。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市长毕小彬也曾建议，当时正在论证中的京九高铁能够途经六安设站，从阜阳取道南下经六安进入江西。

而早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湖北襄樊（现襄阳）市委

书记

唐良智，“利用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间隙，带领市经信委、发改委等部门及有关县区负责人，拜访了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在拜访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领导时，唐良智请求将郑渝铁路规划进行调整，将襄樊纳入路经站点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