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刑法第65条和第66条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解释刑法第66条时，不能孤立地从文本的含义予以解释，应当综合考虑刑法第65条的规定，予以体系化解释。众所周知，一般累犯所涉及的犯罪与特殊累犯相比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均小，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一般累犯之外，一则是体现轻刑化，二则进一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相比较一般累犯，特殊累犯的打击面更广，条件也更为宽泛，既然未成年人不能构成一般累犯，那么，自然也不能构成特殊累犯，否则，会使一般累犯的规定丧失意义。

第二，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特殊累犯，在一些案件中，会显得不公平。例如，孙某在16周岁时，犯故意杀人罪被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五年之内再犯罪不能构成累犯，但如果其在16岁时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被判刑，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三大类犯罪的，均构成累犯，故意杀人罪比敲诈勒索罪要重很多，但前者不构成累犯，后者却会构成累犯，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第三，将未成年人犯罪解释为不构成特殊累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有论者认为，刑法第66条与第65条不同，并没有明确的“但书”规定，从文理解释角度并不能得出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的结论。笔者认为，在解释第66条的规定时，不能无视第65条的规定，两者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将未成年人犯罪解释为不构成特殊累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