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行世百余年来，其研究格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科际研究，这三类研究在《管锥编》中都有充实的反映。我在札记中以实例分别说明钱先生在这三类研究中如何运用佛经材料，最后说明我从这三方面分述《管锥编》中与佛经有关的比较文学，也是出于释氏所谓的“权巧方便”。其实，《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这三方面经常是互相交叉融合的。钱先生学识渊博，繁征广引，触类旁通，不仅打通东西方文学，打通人文学科，也打通比较文学自身。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广泛、深入而不拘一格的具体比较，探索人类共同的“文心”，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这种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

文章发表后，钱先生托人捎给我一封信，写道：“弟之苦心，为兄明眼人拈出，如弹琴者遇知音人矣！”当然，我知道这是钱先生的行文风格，是对晚辈的勉励，我不敢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始终关注社会和人生

钱锺书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一位学术大师。他既从事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也从事文艺学和人文学术研究，既精通中学，又掌握多种外语，精通西学。他对东西方文化典籍熟悉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从钱先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关注世界和人类，关注社会和人生，绝非是一个躲进象牙塔的学究。即使你认为他看待社会和人生的目光冷峻，那也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能深刻揭示社会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病症，提供的是苦口的良药。

钱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都采用札记文体形式，这会引起一些人关于钱先生擅长考证而缺少理论的错觉。其实，只要认真读过这两部著作，就会认识到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因为脱离微观的研究，宏观的视野就会流于空疏。而缺乏宏观的视野，微观的研究就会流于琐屑。理论和实际也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两者的紧密结合，他所展现的微观研究的精细和宏观视野的广阔，以及融会贯通而达到的理论深度，是令人钦佩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