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放松，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商业的大繁荣，社会对商业的看法和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叶梦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即认为士农工商只不过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大文豪欧阳修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更主张四民同列，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不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国家政策也在变。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宋太宗就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之后，真宗、仁宗屡下诏令，减免了许多杂税。

明代后期张居正进行改革，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厚商”政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明确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反对官、商（特许商人）分利的垄断性商品专卖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盘剥农民的奸商，而是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认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这些事，让百姓去做，国家不要管，国家一来管就会对百姓不利。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国家已经不再完全重农抑商了。

总之，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此时商业已从“末业”变成“主业”之一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