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渠道，对一国两制是很大的实践和贡献。中国委托公证人将发生在香港的法律事实和有意义的法律文件，用普通法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用固定的格式出具文件，并符合内地用证的期望和要求，形成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把两个不同法制的公证文书和商业活动保护交流起来。为什么说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呢？它并没有体现谁吃了谁，它是完全按照香港普通法的方式来调查取证，拿到大陆用时必须按照大陆的要求，就是要调查了。其实香港律师打官司也要调查，但那只是为了某一方当事人。我们的调查是公证的、准法官的形式，代表司法部在这里审查文件，以普通法的原则调查取证，以两地法律结合的格式来出具文件，符合内地用证期望，这是一国两制最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国际上没有过的。我们这个审核是平衡，在两地法律之间找到平衡点，建起一个新的实体证明的桥梁。

大概从1992年到现在，我们办了百万件案件。最近这两年，我们每天要审核的文件达350份以上。你在门口会看到很多人来送文件。这个制度设立起来，经过不断摸索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格式。回归前我们的公权力机关不能来香港查的，回归后我们为了保持香港的原汁原味也是不允许公权力机关、包括行政、执法、司法机关来查。那靠什么呢？要了解香港企业具体情况、个人情况，就靠这个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记者：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与内地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较大差异。您在工作中如何促使这两造能够对话？如何搭建一座法律互相理解之桥梁？

庄仲希：我们有很多渠道。比如，对委托公证人的培训。香港委托公证人到现在11批400多人，实际上全港一万多律师、35年功夫我们才委托了四百多人，都是很珍贵的人力资源。香港9任律师会会长都在这里面，第一任律政司长梁爱诗、现任商贸局局长苏锦梁都在里面。另外我们组织他们到内地，去看内地的法律建设，和两个律师会——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定了很多各种协议，去内地交流，和内地团体和律师机构以各种方式交流。印象中大律师公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实际上他们很愿意到内地去，这些工作都是比较难得的。只有交流沟通，大家才能理解彼此的想法和法律理念。像香港大律师，怎么总觉得他们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都是接受教育得来的，工作特点是闭门造车，不直接见客户，必须由事务律师接了客户一起再来见大律师，主要的职能就是上庭打官司，也不去调查，你给我材料、我就坐在屋里看着浩如烟海的案例和成文法，从中找一些符合这个案子的切入点和依据。所以他的理念、价值观都是固定的，要让他们走出来、交流，这个构想以及我们的实践是很不错的，能让他们去中国内地看到中国几十年开放、看到20年来香港和内地逐步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