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各大网站的醒目位置都是这条新闻。各大新闻客户端的页面，甚至弹窗也推送。”刘石有些窃喜，心里觉得“好牛逼呀，到处都是我”。

很快，压力接踵而至。

第一通“问罪”的电话是上海的一位亲戚打来的，“你是感染艾滋病了么？”

“我只是配合当地的媒体做新闻，没感染。只是配合他们演出。”刘石慌乱极了，本能得想把事情隐瞒过去。

紧接着是舅舅电话，“恭贺”他给家里人长脸了。

很快这条消息也被父母知道了，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让刘石后悔了一段时间。有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甚至干脆不再联系。

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我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件好事，觉得自己也算伟大了一回。”

令刘石感到欣慰的是，周围真正亲密的朋友没有离开他，工作的伙伴也没有离开他。

但他始终对父母抱有歉意，“他们（父母的亲友）会想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虽然见面的时候表面上依然和气，但背地里的猜疑甚至中伤早就把隔阂建立了起来。”

刘石在美国参加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生活若无保障不会选择公开

“如果没有公益组织的工作作为保障线，我确实不会勇敢站出来。这条保障线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曝光而无法生存。”刘石对“北京时间”（ID：btime007）坦言。

“一些人公开身份后最终却没能承受住后果。”他解释，身后没有保障，公开后遭受到的压力和歧视是一个人处理不了的，站出来也显得单一无力。

2005年，一段名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视频向公众揭示了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视频中，北京某一大学学生大玮选择完全暴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患病史，希望获得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