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心底讲，我毕竟是想活下去的。”一个月后，刘石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他开始学着接受现实，并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四年来，他的免疫力细胞（CD4）由极低的2个上升到500个左右（正常人是500-1600）。“我的身体已经和普通人基本无异。感冒发烧的小毛病，吃正常的药物也可以好。”

选择正视病情，并不意味着可以坦然面对他人的目光。

“舅舅在医疗领域做事，对艾滋病的了解会比别人多。当时他看我身体不好，频繁地去传染病科和疾控中心，就开始有所怀疑了。”刘石不得已告诉了舅舅实情。

“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刘石对舅舅千叮万嘱，父母始终是他心里最难迈过的坎。刘石觉得父母肯定承受不了自己的独子既是同性恋又是艾滋病患者的事实。

直到有一次离家时，妈妈把他送上公交车，回头时，刘石看见妈妈在哭。他担心母亲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毕竟这么大的事情，家里人肯定得知道。”后来证实，舅舅确实告诉了母亲。

“此前，身体不舒服父母总是会刨根问底。知道我感染艾滋以后便不再问了。”刘石发现父母的关心变得异样起来，说话越来越小心，桌上的饭菜越来越多。

“不太聊生病的事情，总是说‘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天冷了要多加衣服’的话。”刘石听了觉得五味杂陈，“就像一个人快要死了，见一面少一面，需要临终关怀。他们会背地里哭，不让我看到。”

刘石在一场关于艾滋病的报告中做演讲。

公开艾滋身份家庭被孤立

真正的重生是在刘石加入公益组织之后，他在那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并且大胆做出了公开身份的决定。

2012年10月，走出生命中最阴暗的一段时光后，刘石首先加入了山西一家防艾志愿团体做兼职，学习如何快速检测，如何帮助别人检测，如何对阳性患者关怀陪同。

“因为周围的人和我一样，志愿者知道我的病情，也会鼓励我。那段时间我非常开心。”刘石对“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说。

此后，刘石认识了魏建刚，他在一家专注于中国性与性别以及性健康问题的NGO工作。

有一次，魏建刚问刘石：“你愿不愿意站出来以感染者的身份去发声，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