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其实很少能真正掌握什么。在福州一家A级餐厅，她第一次见到鱼翅，感受到了乡村和都市间的巨大差异。至今汪化仍然能准确地报出菜价，鲍鱼238元一位，鱼888元一条。一桌酒席有时能顶上自己一年的工资。

汪化也不知道该怎么与人交往，舍友还有领班总是无来由地欺负她，让她专门打扫厕所。时间长了，点菜员要向经理发展，因为特别抗拒陪人喝酒、吹捧客人，她便干脆逃离原来的地方。

后来她换了许多工作，没有一处能工作满一年。汪化再次陷入迷茫，不知道能在城里做什么。回到农村家中，她更是感到无所适从，感觉“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她突然想起2004年的夏天，她在拍照时被一个路人说像搞艺术的。汪化特别开心，因为“艺术是神圣的”。这么多年，她一直记得这个赞美。然后，她第一次拿起笔画黑白线描，画画成为了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感情的出口。

她的第一幅画是照着一本在城里买的摄影书画的。图片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女孩儿，头上别着很夸张的花。在汪化的笔下，花卉化身张牙舞爪的线条，一直扩张到整个画面。汪化很满意这幅作品，“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很短的时间里，汪化接连画了十几幅画，趁着堂弟婚礼的机会全部挂在家中，好让更多人看到。来往的宾客或是真心，或是客套地都说好看，这让汪化非常开心。

不久后，她来到上海，辗转数月后找到一个艺术馆的工作。她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画画”。

那时汪化开始尝试创作长卷，15米的画布只有在夜里没人时才能在过道里打开，她索性买了个睡袋住在店内的走廊。有时她会一直画到凌晨四五点钟，连隔壁的画家都会形容她“疯狂”。

她很满足能够一直画画的生活。如今的汪化，已经从住在地下的打工者变成了北京一家著名书店的驻店画家，登上过选秀节目的舞台，还成为了一部纪录片的主角。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我的生命线》。

就像画纸上那条处在混沌中的线，突然展现出了吸引人的图形。很多个人和机构找到汪化，表示要资助她或是收藏她的画。

但她通通拒绝了。汪化一直很抗拒商业化，她甚至并不太知道如何管钱。在上海和北京时，穷得叮当响的她还总去星巴克、麦当劳，有空还会去看话剧，每个月总是第一周就把钱用完了，后面的日子靠借钱度日。“只要有得吃、有得住，能画画就行。最好还能和老师朋友探讨艺术。”汪化这样描述自己理想的生活。

在书店一楼画画时，汪化仿佛感觉不到世界的存在。她总是坐在最中央的方桌上，有时四五个游客站在身后也毫无察觉。汪化创作不需要腹稿，下笔前就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存在于她的脑海中，画画的过程中这个形象就越来越清晰，出现越来越多的细节。

“这些画只是对我生命态度的一种自然呈现。我的画都是长卷，画小幅的根本不过瘾，因为我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想说的话太多了。”汪化说。她用宜家最普通的绘画纸，一卷30米29元，但即使这样她也会嫌画卷太小，“就像音乐会要调琴弦，还没怎么调就结束了”。

她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十多条状态，多的时候超过40条，其中不乏大段大段的文字。“我知道画把我从烂泥中救起，带我来这儿，带我到通往极乐的地方”。

汪化总记得自己28岁在农村老家时的状态。每天她都会早早地起床，到院外旁若无人地念诗，念得很大声，即使很多字根本不认识，即使邻居嘲笑自己。

正如自己刚开始画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