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1999年，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负责处置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使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

此外，他认为加快推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这一做法最早于2004年10月写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15年5月，山东省将超过33亿元的国有资本划拨到新成立的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名下，开始了有益探索。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国有资产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区分中央所有和地方所有，因此山东的做法还需要法律明确。建议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探索将国有资产收益划拨一部分，成立‘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下岗职工安置基金。由于‘僵尸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不到10%，因此范围相对较小，试验的成本不高。”聂辉华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则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建议创立一只政府基金，以帮助关闭“僵尸企业”时丢掉工作的员工。他提议，处置基金的具体使用可以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决策。但他强调，基本原则是“保人不保企，同时要严控金融风险”。

聂辉华同时呼吁研究“僵尸企业”数据的透明和公开性。

“现有的关于中国‘僵尸企业’的研究几乎都使用了上市公司数据。相比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具有数据新、指标全、行业覆盖面广等优势。然而，A股上市公司仅有3000余家，对于中国全体企业来说代表性较弱，因此并不适合用来研究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

他介绍，课题组研究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1998—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但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更新过。

“如果没有数据，怎么做基础研究？现在中国很多经济问题，包括局部的金融风险，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太清楚情况？因为没有基础数据。”聂辉华直言，“僵尸企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的识别非常专业。在没有基础数据的情况下，要准确了解情况是很困难的。

案例回访

那家“僵尸企业”怎么样了？

在《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期封面故事《僵尸企业生存实录》中，记者曾采访过一位“僵尸企业”的管理层人员王明。如今，那家“僵尸企业”怎么样了？

王明还在这家央企子公司工作，2016年四季度，随着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改善，企业的效益又好了起来。而在去年年初，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企业正面临部分停产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