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感恩

“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新京报：你很感激高考。

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岩松岩松，起来，小平去世了！”

我赶紧爬起来，我们俩就出去买报纸。广州的传媒很发达，六七点钟真买到了已经上市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一上午全完成。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去给邓小平的画像献花。当时我们就看到，献的花被一车一车地拉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俩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园，到他种的那棵树下又献了花。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老人家。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而高考就是邓小平主政之后恢复的。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为什么感受这么强烈？

白岩松：中国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在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等等。

新京报：你把学子有路和国家兴亡放到一个高度了。

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我今年重看了一遍，当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灭掉太平天国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复乡试，也就是恢复高考。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远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位极人臣。他深深知道乡试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复了中断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气力，我理解他的心理。

所以换过一个时代，恢复高考何尝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恢复乡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学子无路，匹夫有责不就是空话吗？

不管是过去的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朝廷，还是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要还为四面八方的孩子、学子提供一条相对还算公平的路，就总不会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