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哥哥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带给了我很多外面的、鲜活的信息。我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上大学城市很重要，其实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没把上大学当成是一个院墙里的概念，你最重要的四年的成长时间，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学校围墙里面，是多么可怕。所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很重要。

谈大学生活

“那些大学里无用的东西成就了我”

新京报：你高中应该挺努力的吧。

白岩松：我们高考的时候头两年上高一高二没那么紧迫，我早就定下来我要学文科，所以我觉得高一就在混，高二的时候那惯性还继续。到了高三不行了，平常陪你玩的人没了。大家全在学习，你怎么办？更重要的是，突然意识到，还剩一年了，不能不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开始玩命。

新京报：为什么说如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白岩松：可能跟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有关系，我爸我妈都是大学生，我哥哥1983年大学刚毕业。我们没有任何的门路，我妈妈就是普通的老师，我父亲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妈一个人带我们俩。路在哪儿？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之于你和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我爸是他们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纯蒙古族人，连汉姓都没有。我这个“白”是“蒙满一家”时的赐姓，以前从来没用过。

我爸上世纪50年代成为他们这个地区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从通辽考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我妈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和我爸认识，有了我。

新京报：进大学的感觉怎么样？

白岩松：在大学我不仅读书还读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讲座非常多，我们广院非常活跃，各路人马荟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让我感谢大学，我第一感谢大学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独立思考。

新京报：你和同学在大学里聊些什么？

白岩松：我现在高校里面演讲，好多人都不信，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卧谈会谈女生比例很低。谈的都是酸溜溜的东西，一个话题，因为观念不同大家可以吵一宿。

新京报：酸溜溜的东西？

白岩松：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美女，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没用的东西上。谈话，抬杠，大量看书，四处乱转，听讲座听歌。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第一个体育节，我在学生会里供职，和同学“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请人来做讲座。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但是这些成就了我，让我成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