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7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学历超过初中的。小时候，家里人要去大队公社劳动，没空看管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把两根红腰带接成一条长绳，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沉甸甸的枕头上。曾经他能接触到的世界，只是那两根红腰带长度范围内的区域。

黑白电视机屏幕里的高楼大厦、镇上同学家里的蛋糕，以及三哥从长治带回的喇叭裤和花衬衣，是那个时候张俊成对于外界为数不多的认知。电视里经常出现威风凛凛的“老板”，身后永远跟着几个“小弟”。他曾经无比向往成为这类“能管人的人”。

然而现实是，除了干农活，他还要在铁矿上打工，挖一吨铁矿石能挣二三十块钱。在用雷管炸开的黑漆漆的洞里，干电石燃烧的灯发出难闻的气味。他的衣服上还打着硬邦邦的补丁。

拥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几乎是他最初离开家乡的全部理由。

后来，没人能想到，当年的“红腰带”能一路延长到北京。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已经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亲用编织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断被现实打破，他一次次意识到，自己面前永远有一堵更高的墙，墙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长治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他是厂里最卖力的，当时只有一个去北京当保安的名额，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保安培训基地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到北大保安队的一班，三个月后，就当上了班长。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买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白衬衣。对于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他来说，这是最昂贵的东西，只有最重要、最干净的场合才会穿，洗衣粉都比别的衣服多用一点。

他穿着这件白衬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着它走进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课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着那件最宝贝的白衬衣，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讲话中，他对着几百名师生说。台下的学生们齐刷刷地仰着脸。他们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极了张俊成当年的保安制服。看着他们，张俊成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个“报告厅”其实就是学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舞台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这里的一些学生家里，写“福”字只用得起白纸，墙面跟地面都是灰黄的。学校贫困生的比例为10%，每到过年过节，张俊成总会组织老师为他们送去米、面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