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唯一的信心来自父亲从任教的中学借出的图书。

夜里看水渠时，知青间传阅的《牛虻》被他一口气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时，他点着一豆油灯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时间知青们猜拳喝酒、抽烟聊天，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书呆子”。

那些描写主人公曲折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像别人的酒，被他借来浇了自己心里的块垒。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乡野时，他也不被看好。母亲单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样，“你家这种身份，孩子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压抑感一直持续到他办理档案转接手续那一天。他拿着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到耕山队队长家门口时，听见队长对一位干部子弟说，“海峰考上厦门大学，这下可痛快死了。”

“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学者在东莞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对公平与公正的追求，成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权力寻租的不安刺激着，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刚性指标为主，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1982年，刘海峰的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为其留下临别赠言。

理性维护高考

刘海峰性格温和，从中学起，在班里就有外号“秀才”。刘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语不多，从来不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那时，刘海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文弱的大哥会成为舌战群儒的“战士”。

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刘海峰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现代高考制度。

近30年中，升学竞争加剧，恢复高考激起的求知热潮逐渐演变成“唯分数论”，广受诟病。要求废除高考的声音从未断绝。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给女子加分弄虚作假的报道时，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2010年，刘海峰在一个教育改革的论坛上公开表达自己对改革的心态。

高考恢复30年时，有学者撰文称，改革开放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这个论点被刘海峰引用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