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为成功率高，民间把他们戏称为“金77，银78”。刘海峰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1978年，刘海峰和同学到泉州春游，在老君岩老子像下合影。

公正的重建

在一次艺术和体育类教育招生的调研会上，报告里列出了几种舞弊的案例。

刘海峰拍着纸上的案例，又在会上增加了一个亲身经历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参加过一场艺术类考试。事后才得知，文化成绩排名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最终没被录取”。

参会的专家调侃：幸亏30多年前没录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厦门大学，我们还少了一位研究高考的专家。

大家哈哈一笑过去了。

对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关注和警惕，始终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种基色。

他认为分数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实力”：“考试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农村生活又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

当年，他在农村插队时，队里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点，能被推荐读个中专，“就更好了”。

推荐上大学，对当时的刘海峰来说几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龙岩县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冲击，更无关系可走。在队里劳动，别人一天挣10工分，他拼命干，因为不熟练，拿4.5分，“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