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专业户，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有学者调侃他，“你太保守了”，还有媒体把他扣上保守的帽子，和有激进主张的学者列在一起。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高考歧义最多的时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让争论变得理性。”刘海峰说。

被重建的人生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从事高考研究，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80年代，大家对高考的评价一直留存在刘海峰的脑海里。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

1977年，刘海峰被厦门大学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