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沙野：中西文化交流几十年，且不说建国以前那种，改革开放后这种交流也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学习西方比较用心。而西方是俯视中国，了解中国是漫不经心、三心二意。除了少数学者、精英从专业角度出发，能够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多数西方人没有用多少心思去了解中国，所以造成现在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种“赤字”。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慢慢醒悟过来，知道要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至少现在中国跟西方平起平坐了。它们过去是俯视，但现在在许多方面也开始平视中国了，开始下功夫了解中国了。所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应该进一步加深，才能有效地减少或者消除双方的隔阂、误解或误判。

中国对西方有没有误解？可能也有。但相比起来少得多。因为我们当初是真心诚意地学习西方，我们希望西方国家现在也能拿出当年中国的真诚和虚心，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我可以讲，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这个“学习”不是学生向老师那种学，而是要看到中国好的地方，要客观地评判，不能对好的地方视而不见，那对西方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特别是社会制度方面，西方国家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但中国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也很优越，或许再过一些时间会证明比资本主义更优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我们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

迄今为止，中国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西方要不要学社会主义，要不要学中国？在事实面前应该向真理低头。其实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很多社会改良政策都是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新华网：中加两国历史上无纠葛，现实中也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两国的观点相近或相似。但加拿大主流社会，尤其主流媒体对华却不甚友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发出更多更好的中国声音？如何让更多的普通加拿大人听到中国的声音？

卢沙野：鉴于双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我们与加拿大人打交道时，我认为应把握三条：

第一，要自信。既然有差异，那就说明我们不同。我们要正视这个不同，我跟你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中国话讲，求同存异。首先正视双方的不同，然后再去沟通，寻求共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自信，要敢于彰显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不是为了改得像西方国家，而是要改得更好，自己跟自己比更好，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非常重要，这是更深层的自信。要讲底蕴，文化自信是最深厚的底蕴，没有文化自信其他三个自信都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