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长期关注“山花文化现象”的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认为,《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山花》的“破土而出”,“绝不是简单的个案和偶然。”

在陕北,古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

唐代出过陕北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清代有李清照式的女诗人李娓娓,这都是延川县志上的荣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川是陕北最早“闹红”的地区之一。1935年,延川县纳入陕北苏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宣传采风,陕北地区民间文化得到广泛发掘整理,陕北民歌、说书、道情、秧歌等从山野走向革命中心。延安时代出过一个杨醉乡,他所统领的抗战剧团堪称苏区文艺先驱。李若冰当时是剧团里的娃娃兵,杨醉乡是他的恩师和领路人。(下转10版)

以《保卫延安》传世的杜鹏程,18岁时在延川乡下教书,就曾编了一本手抄的《老百姓报》。

1969年1月,两千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插队,他们带来的城市文化,给黄土地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点燃了延川人的文艺激情。

也就是从这时起,路遥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海波告诉记者,自己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时,路遥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触,这些人看问题准,表达能力强,像用手指捅窗户纸,一下一个窟窿。”

闻频在回忆文章中说,“路遥平时话不多,不爱与人交往。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野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全国,导向世界,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路遥坚持在北京知青中择偶,而没有选择陕北高原的“刘巧珍”,“因为知青象征着外面的世界,开放、文明、先进。”

《山花》最“红火”的那些年,随便翻开稿件档案,都会发现不少如今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除了创作成绩最为典型的路遥,陶正凭借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以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连续获得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全国获奖的20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是延川插队的知青。”梁向阳说,“他们把延川视为‘第二故乡’。”

在当年《山花》的主创中,诗人闻频以陕西《延河》文学杂志为平台活跃于诗坛；曾经的“县中队战士”荆竹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曹谷溪进入延安文联,掀起“老镢头诗”的“旋风”；作家史小溪、浏阳河的散文作品把浓郁的陕北气息带到全国；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获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