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频回忆,一次路遥穿着开花的黑棉袄,腰里扎着根绳子,拿着诗歌新作来求教,经过闻频修改,准备以表达失恋情绪的笔名“缨忆红”发表。闻频说,笔名最好简单好记又有含义,当时路遥想了想,便写下“路遥”二字。自此,也便有了“路遥”的公开亮相。

《山花》的创办,带动激励了一大批延川乃至周边的年轻人走上文学的创作道路。后来许多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家、诗人都曾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的早期作品。

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散文作家和谷,写了一首题为《访英雄》的诗寄给《山花》,不久,诗歌发表,惹得后来名震文坛的贾平凹羡慕了好长时间。著名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人,也寄来自己的诗作“敬请指正”。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回忆,他在延川插队的时候,就十分羡慕《山花》上的作品。

《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花》编辑部成了全县往来信函最多的客户。在延川,因为诗歌,几乎人人都在作诗,更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

“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涉猎面不宽、语言表达差的农村青年来说,‘舞文弄墨’的直接动机或许来自于改变生存环境。”曹谷溪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千方百计地鼓励,竟然大有成效。

闻名乡里的“伞头”(秧歌队领头)海波,13岁辍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同学,也是《山花》创办者之一白军民的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轻易接纳。怎么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编辑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开场合讲道,现在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海波,当时水平差得可怜,在山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几乎就是几个编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我们很高兴。”

海波说,《山花》通过这些事例为农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努力创作,前途无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间更加刺激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

活得像路遥一样,已不自觉地成了人们的人生理想。《山花》也就更红了。

　　世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

“在那个极端紧张的年代,几乎所有刊物停刊,几乎所有文人被迫搁笔,中国文坛处于异常沉寂的时期,唯独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这朵奇葩,不由得不让人震惊!真是山花烂漫,异彩纷呈。”李若冰曾在《山花》上发表过自己的诗作,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山花》的出现,打破了文艺界长期沉默的局面,其影响波及全国和海外,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种在荒芜的文坛出现的特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