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议，政府应开始研究电子车牌实施后的新限行政策。用机动车每月的拥堵状况里程额度、当量里程额度、重污染天当量里程额度这“三大额度”代替现在的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这种粗放措施，使得限行政策更精细化、更人性化，能够更合理地配置道路使用权这种稀缺公共资源。
成立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市政协委员石向阳认为，限行治标不治本，今年他的提案是以疏治堵来解决交通问题。
在一些发达国家，出行基本依靠公共交通。由于它们出行换乘比较方便，道路没有出现堵点。北京交通有许多拐点盲点经常堵车，主要是交通管理没跟上。如果把交通拥堵点全部找出来，一个堵点一个解决方案，交通拥堵就可以得到缓解。同时，礼貌驾车也很重要，国外经验值得北京市民借鉴，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也可以减少拥堵。
“道路是公共资源，利用公共资源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石向阳说，他建议北京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北京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领导担任组长，治理北京交通必须有一个机构可以统筹协调，这个小组专门制定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的方案和政策，而执行方案由领导小组来监督实施。堵点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涉及上上下下多个部门，必须有统一机构领导统筹，而且还必须是顶层部门才能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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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号限行刺激部分市民购车
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在尾号限行之初，的确取得了较好的缓堵效果，但是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近几年，拥堵现象又凸显出来。如果单双号限行，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尾号限行后很多家庭选择买第二辆车，单双号限行后也会刺激一些人的购车欲望。虽然目前北京实行机动车总量控制，但市民总会想尽各种办法弄到牌照，也会采取其他手段开上车。比如，把家里均是单号或者双号的车改为单双各一个。袁济喜表示，单双号限行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如果一味进行限制，政府进行城市管理时，可能陷入过于依赖这种治标政策的恶性循环。
他提到，东京、香港的汽车保有量也非常高，但他们的拥堵状况好于北京。原因有很多，比如驾驶员的素质、政府管理水平。另外，他们的车辆的上路率很低，政府应想更多办法用于降低汽车使用强度。
